改革开放以来，有许许多多值得讴歌的巨大变化和辉煌成就，但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感觉最好、跟大众个人利益关系最直接的，是告别了票证年代。
你看，如今无论城镇超市、商店，还是拼多多和淘宝等网站，各类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只要你有钞票，肯花钱，买什么都有，而且从人民币“一票通”，走向银行卡“一卡通”，再进入手机微信与支付宝“一扫通”。
逢年过节或台风暴雨前夕，见人们提篮多买之时，我都不禁想起人们走过票证年代的艰辛。
在计划经济年代，特别是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尚未根本扭转短缺经济现象之时，钞票并不能包打天下。别说是高档工业品，就连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得票证加钞票，才能买到。
忘不了1970年我跟随原闽侯地区革委会一位副主任到闽清县一个山村检查工作，在深山小道上碰到一位老伯，问他对政府工作有何意见，他说：“意见嘛，就是春节快到了，干部还没把布票发下来。”
那时，农村姑娘定婚，普遍约定男方送的聘礼中要有1.2丈或2丈布票。有的人高马大，还希望政府不要搞“一刀切”，给他们多发点布票。可见，布票对于当时的人民群众是贵重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所开放，大量进口日本尿素，其包装袋尼龙布轻柔耐用，不少人包括我用它做床单、被套和蚊帐顶。剩下有文字的边脚料，有人还舍不得扔掉，拼凑起来做短裤，省了布票。
一次参观农业先进样板大寨大队到澡堂洗澡时，眼见一人脱掉外衣裤，里面短裤赫然印着“日本尿素，净重40公斤”、“含氮量保证46％”等字样。一起冲澡的外宾看到，传为笑料。
后来有了的确凉、涤纶等人造纤维布，尿素袋才失宠，布票的地位也一落干丈，最终布票被取消了，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那个年代，广大农民群众能享有的票证基本就是布票。在闽南甘蔗产区，农户还能领到白糖票。
有些农民对城里人，尤其对机关干部拥有较多的票证，很羡慕。你看，有粮票、油票、肉票、蛋票、鱼票、糖票、酒票、煤炭票、果糖票、香烟票以及搪瓷脸盆票等。
有时机关单位还发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票证，因数量很少，单位领导往往把这“三大件”的票证发给先进工作者，以资鼓励，或采取抓阄的办法，谁抓到像中彩一样兴奋不已。
在企业单位，一些工人能获得无须凭票购买、又印上“奖”字的搪瓷脸盆或牙杯等奖品，也感到高兴。
逢年过节前，各级机关单位都给属下干部职工发放多种副食品票证，平添了节日气氛。我曾经领到面粉票、蛋票、黄花菜票、山东粉票、柑橘票、香烟票等。
那时香菇、木耳不能人工栽培，是野生的，供应量少，所发的香菇、木耳票，每人选其一，上写“2两”。发的酒票有茅台、五粮液、汾酒、竹叶青、四特、洋河大曲等，用抽签办法，每人只有一瓶。不喝酒、不抽烟的人分到烟酒票，也高兴地拿了用来送人情。
春节票证发得多的单位，简直被认为“搞特殊化”。
平时，肉票最受欢迎。记得1986年的一天，我早晨6点带肉票到福州屏山一家肉店排队，买的是从四川运来的冻肉，还不容挑肥拣瘦。轮到我时，师傅看是2公斤肉票，一刀下去切一块，过秤时只多大概2两也要切掉。
这天我瞧瞧买的这块肉肥多于瘦，真高兴。因为平时在家缺油水，都希望能买到大肥肉。有人说，机关干部“肚里没有油，下去游一游；口中没有味，出去开个会”，确实如此，因为下基层或开会吃喝有油水，何乐而不为。
那时发的烟票，抽烟人不够用，往往感到苦恼。没烟抽时，捡自己扔掉的烟蒂剥出烟丝，用写文章的稿纸一卷再抽是常有的事。
1980年秋，我到人民日报社送稿件返回时，在首都机场凭飞机票购买两包“凤凰牌”香烟，好高兴！买后，只见营业员还在机票上盖个印，以防旅客用机票重复购买。当时我感叹：“中华大地无‘中华’（烟名，下同），‘凤凰’何时飞下来。‘前门’专从后门走，‘牡丹’不向群众开。”
至于粮票，不知啥时起还成了有价之票。1980年初，福州郊县有些种田人居然吃不饱饭，还跑到福州黑市买粮票，每市斤粮票叫价4角。到了1986年，在福建各地商店购买糕饼或进馆店吃饭，才开始不用粮票。
可是，这年6月，我作为福建日报记者出差上海，晚上7点多到宾馆住下后，过了宾馆食堂吃晚饭时间，只好上街跑老远找到一家食杂店，想买几块面包当晚饭，不料营业员说要用粮票。
我要求加点钱顶粮票，营业员很讲原则，严肃地说：“你这同志想搞不正之风是吗?”
我说：“我们福建都不用粮票了，上海大地方怎么还用粮票?”
营业员说：“福建、广东改革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上海还没搞‘特殊’，当然要用粮票！”
我只好跑到外滩黑市买了2.5市斤粮票，再到附近一家食杂店买了面包和饼当晚饭。
记得我到离家30公里外的古田四中读初一寄宿学校，到大学毕业后成家立业，买的每一件在当时看来比较重要的日用品，几乎都凭票：1960年，我买的第一个搪瓷脸盆代替木盆，是古四中发的脸盆票。
1969年初我参加工作后戴的第一块手表是南京产“钟山牌”，是单位领导照顾给我的手表票，只花26元购买。
1982年我买的第一台上海“蝴蝶牌”缝纫机，是我妻子工作单位百货批发部门分发的票。
1985年，我用的第一台14英寸福日牌彩电，是仙游县委书记因为我宣传报道仙游稿件多而特批的一张条子买的。
1986年我买的第一台“金章牌”单门电冰箱，是漳州一位朋友从厂家搞到供应票购买的……
20多年中，每当我凭票买到一件生活必须品时，全家人兴高采烈。我想，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都有我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票证，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票证，是搞计划经济特别是“左”的影响和“文革”动乱，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商品匮乏的必然产物。
然而，票证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普通百姓有票证并可买到东西，总比旧社会没有票证也没有钞票去买东西，甚至没什么东西可买，要好得多。
发放票证，还体现了那时紧缺商品在分配和供应上的公开与公平。凭票供应，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对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人来说，是普遍可以接受的观念。
凭票购物，对于搞好有限物质的分配与供应，遏制人们“走后门”以及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维护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从这些意义上说，那个年代发放票证，也是个没办法的好办法。
走过票证年代的亿万民众，从期盼拿到票证以购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件”，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取消票证，纷纷添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件”，再到后来拥有电脑、车子、房子“大三件”，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共和国在发展壮大，说明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多么重要！
现在，为了应对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我国政府还鼓励扩大内需多消费。曾经多年来，全国各地实施“家电下乡”，商家不但优惠出售，政府还给予适当的经济补贴，以鼓励农民群众都去购买。
但是也要看到，现在一些年轻人有了新票证——“独生子女证、小车驾驶证、房产证和绩优股票”后，还不喜欢进行今昔对比，觉得以前七票八证不可理喻，甚至“游玩了香港新加坡，忘了古田苏家坡（毛主席当年住过的苏家坡村，意指革命传统精神作风），这是不对的！
有比较，才有分析，才能鉴别，才看得出时代的进步。
如今我们告别了票证年代，但不能忘记昔日的艰辛与落后，要倍加珍惜如今的温饱和小康。
（先后刊载于全国政协主办的《纵横》2008年第7期、福建省委主办的《福建通讯》（现名《海峡通讯》）2009年第6期。2009年获福建省老干局征文比赛一等奖。2019年元旦对原文导语加了“手机微信与支付宝一扫通”一句。2024年1月25日核发福建公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