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都忘不了福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好领导项南同志。我作为福建日报记者曾经跟他下基层调研采访，多次聆听过他的报告和讲话。他说话幽默风趣、富有新意、朴实管用，给人以警醒和启迪，对实际工作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推动作用。下面仅谈笔者亲历的二三事。
一、农村改革破难题
“有些事要打破传统，要改革开放，可是项南批给项北，项北批给项东，项东批给项西，最后不了了之。”198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在福建会堂听项南书记面对满座一千多位全省各地各级领导干部，感慨说：“难道说项南项南，抓落实就这么难？”
项南说的“抓落实难”，包括此前几年间福建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难。那时福建极左思潮严重，农村仍然坚持“一大二公”体制，农民群众说：“老吃‘大锅饭’，谁也不想干。队长年年换，干饭变稀饭。”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掀起我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大浪潮，可是福建却迟迟按兵不动。直到1980年冬去春来，三中全会过去两年了，福建对土地分户经营仍然是禁区。
报纸宣传只能打“擦边球”，比如1980年12月27日福建日报刊登的长乐县古槐公社竹田大队林旺月生产队《七嘴八舌理乱麻》，是我参加这个生产队“可否分田到户”的夜间辩论会，最后决定“把边远田分户耕种”而采写的现场报道，但那时还不敢刊登于一版显著位置，只放二版头条发表。
过了两个多月，我到长乐玉田公社琅岐大队写了篇边远田分户耕种获得大丰收的消息，才上福建日报一版头题。
当时边远田分到户，算是福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个新突破。采访中，农民对我说：“干脆全部田地都分到户”，但上面有人不同意。
那时有人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退回解放前”。“包产到户是一年增、二年平（平产）、三年就不行”。有的媒体还派人到永泰县调查“分田搞单干十大害处”，组织批判“单干风”。
其时，我到人民日报送几篇稿件，值班副总编安岗问我：“福建对土地分户承包经营有何反映?”我把上面那段话告诉他，他赶紧取纸记下。
次日，我看到人民日报右头刊登一篇新闻稿的肩题，采用了我说的话:“谁说土地分户经营一年增二年平三年就不行？”主题是“安徽凤阳粮食生产年年增”。
项南同志1981年春到福建上任，正处于福建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难之际。改革开放，关键在头头。项南上任之时，备耕春耕快到了。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横扫阻力，抓紧分田到户。
项南具体指导福建日报进行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他授意报社先发表一篇社论，说标题就叫“落实生产责任制刻不容缓”。对这篇社论他亲自修改定稿。接着，福建日报农业处连续发表各地落实责任制的新闻，并不时配发评论，比如有一篇《落实责任制不是“ 一阵风” 》送项南审阅后次日发表了，宣传力度不断加大。
项南要求赶在春耕前把田分下去。“分”的禁区一打开，农民欢天喜地，分田分地真忙。长乐等县市采取按家庭劳动力分“征购田”和按家庭人口分“口粮田”，远近好坏田地相搭配，叫做“双田制”，媒体宣传推广了这“双田制”。
当时农民要向国家交征购粮，田地承包必须“联产”，后来粮食丰收，农民“卖粮难”，才取消“联产”提法，“征购粮”也改为“定购粮”。
但是，分田到户以后，一些农民老怕“政策变”，说“共产党政策像月亮，初一和十五不一样”。为了消除群众怕变心理，项南书记就叫报纸送“定心丸”。直到1986年3月13日，我还写了篇评论《还要给农民送“定心丸”》。
实行联产承包，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呢?当时不少地方出现“征粮入库，计生脱裤、征兵换裤”落实难。
建阳新岭村支书对我说：“抓‘三裤’硬任务，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软办法不灵，硬办法断情。”
项南又指示福建日报马上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抓了责任制，就要抓合同制》，用合同形式来规范和约束三者间利益关系。
越是改革开放，项南越是重视和发挥媒体的舆论先导和推动作用。在解决“分田到户”难题上，通过行政推力、新闻助力、上下合力，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解决了“项南批给项北”的文件旅行式不落实，终于打开了福建农村改革的局面。
二、八闽大念“山海经”
1981年的一天，项南到山区永泰县调研，县委书记汇报说：“永泰人多地少，农业发展难……”项南一听，严肃地说：“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八山’难道不算地？永泰那么多山地，不算地吗？”
是啊，在传统观念里，人们重田轻山，不把广大的山地看成土地，甚至把山视为包袱。而福建“沿海”，以前却是贫穷的代名词。闽南沿海给人的印象，不如闽北山区稻米之乡，是地瓜也吃不饱的“地瓜乡”。
1981年秋，项南经过对山区和沿海多个县的调查研究，心有灵犀一点通，借用二千多年前的一部著作《山海经》之名，赋予新理念、新内容，发出“大念‘山海经’,建八大基地”的号召，叫新闻媒体大力宣传，让人们看到闽之山的潜力、闽之海的优势，看到山海开发与发展的广阔前景。
过去，我曾经多次采写闽侯县扬厝大队学大寨“三分地里闹革命”的典型事迹。三分地，那可是“瓮里打拳没出路”。现在项南号召“八闽大念山海经”，鼓励人们跳出有限的农田，上山下海搞开发，使福建农村和农渔业真正实现了一个大突破、大转变、大发展。
然而，怎么念好“山海经”？有的说“要致富，上山去砍树”？一时间，乱砍森林成风。发展银耳、香菇的地方，更是砍光阔叶树作原料，滥砍松杉卖钱作种菇成本。这真是“歪嘴和尚”念歪经。
“念山经”决非“砍树致富”，而要大力植树造林。当时福建不少地方是“满目荒山无林果，风吹草低见石头”。
项南指示，绿化造林不单是种树，要多种果、茶、竹等经济林。
一天上午，一篇稿件分发给我，内容是闽清县委给省委关于大种橄榄树的报告，项南根据报告材料中说的闽清县平均每人种一棵橄榄，就把标题改为“闽清县一人种一棵橄榄”，并把报告开头一段作了改动，作为新闻导语。他写道“后面请报社编辑修改”。我精编之后，刊登于次日福建日报一版头题。
项南先后到过漳埔和霞浦县考察调研，看到漳埔沿海成片贝类养殖和一些山地种植的大片果树，欣然题写了“大念山海经，黄土变成金”。
他看到霞浦大面积海带和紫菜养殖，大加赞赏。但他又说：“念‘山海经’，漳埔、霞浦，看哪个有谱”？
后来我到这“两县”采访比较，觉得漳埔更有“谱”。因为漳埔念“山海经”做到“两水”领唱，重抓水果和水产的发展。同时，引进台农台资合唱，大搞山海综合开发，创汇农业持续发展。
而霞浦县，虽然水产养殖发展快，但许多山头却是“风吹草低无林果”的低层次、无经济效益之绿化。
以前福建沿海滩涂和浅海养殖一般只有传统品种蛏、蛤、蚶、蛎和海带、紫菜等“四贝两菜”，捕捞普遍是“讨小海”小打小闹；内地湖库塘池淡水养殖一般只是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还有少量的稻田养鱼。
念“山海经”之后，情况大变，出现了养殖珍品上规模、捕捞闯荡外海远洋、鱼货加工求深度的生动局面。
尤其是闽东等地海水网箱养殖大黄鱼等、福清等地建池精养淡水鰻、东山等地建池养殖鮑鱼和对虾等、漳埔深海吊养牡蛎、平潭深海挂养紫贻贝等，都上规模上水平。
连江、石狮和惠安等县市大力发展外海远洋捕捞，助推了蓝色产业大发展。这三县市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分别为全省第1－3名。福建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近30多年来一直为全国之冠。
山区在念“山经”中，重抓山地综合开发。例如：南平地区时任副专员陈国樑分管农业，抓出个“芝麻观”典型，即建瓯芝城镇成片山地种植果茶林、延平观音坑一处山垄田实行稻鱼林综合经营和顺昌麻溪村通过以山养村壮大村级集体财力的三个典型事迹。我促成福建日报推出南平“芝麻观”系列报道，以典型经验推动全省念“山经”更上一层楼。
昔日只有“闽江橘子红”，后来变成了闽山果飘香。就连“一场大雨哗啦啦，一斤河水半斤砂”的深度水土流失区长汀县河田镇，在项南多次指导和推动下，也披上绿装。到了1991年9月我随省委书记陈光毅前往河田调研采访，但见林木掩映，花果飘香，鸟儿欢叫。
大念“山海经”，福建种养业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调整和优化。以1986年底念五年“山海经”的成果来看：当年龙眼、荔枝、枇杷、柑橘、橄榄产量均列全国前茅；银耳、蘑菇、香菇等食用菌产量为全国第一；依靠山海产品加工出口的罐头总量占全国第一；紫菜、海蛎产量均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淡水鳗、花蛤、蛏、泥蚶产量都为全国最多；全省海水养殖总产量于1985年就跃居全国首位，包括捕捞渔鲜，全省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连续30多年为全国之冠。
八闽大念“山海经”，念出了创业经、脱贫经、致富经，念出致富门路万千条，念出了福建经济振兴。
我在一篇经济评论中写道：“温饱在田地间，小康在山海边。念‘山海经’，实现了从田地往山海的跨越，就是从温饱往小康的跨越。”
三、乡镇企业打头阵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是项南提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他说得好：“乡镇企业要在福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打头阵、顶大梁”。这些成了那个年代激励人心、开拓奋进的经典语言，也成了当时报纸宣传的好标题。
1984年晋江陈埭成为全省首个亿元镇时，项南书记热情称赞“陈埭是福建乡镇企业一枝花”。他希望大家爱花护花，让“陈埭之花”开遍八闽大地。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继田地分户承包大浪潮之后农村改革开放出现的第二大浪潮，也是我国解放以来涌现的最大的一次商品经济大潮。一大批爱拼敢闯的农民“洗脚离田”，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农民企业家或企业主。
那时这批农民企业家中，有的人还戴着“投机倒把”、“二盘商”等帽子，有的还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挨批甚至坐牢。改革开放的春风，鼓荡着他们的商品经济观念顽强地冒出来，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以灵活的机制，显示出乡镇企业特有的生机和活力。那几年我常在长乐、石狮等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采写大量乡企及其农民企业家的业迹。
正如项南说的，无工不富。乡镇企业在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打头阵、顶大梁”的作用。陈埭乡企“一枝花”很快盛开晋江市，使晋江改革开放40年来财政年收入都为全省县级之首。
福建全省乡镇企业多次跃上新台阶，总产值不断增长：1987年突破百亿，达120亿元；1993年超过1000亿，比上年翻一番，为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2007年达10770亿元，占同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75.8%，是“四分天下有其三”。此后，福建乡镇企业不断上新台阶，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乡镇企业”了。
想当年，福建沿海一带乡镇企业普遍是利用闲人、闲资、闲房“三闲“起家的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企业，家庭作坊式规模、家族式体制、家长式管理的“三家制”企业。而且是是“村村冒烟，处处点火”，是“船小好掉头”……这些，都成了当年的新闻，都给予宣传报道。可是后来，这些都落后了！
后来，许许多多乡镇企业“脱乡”了，即脱掉“泥土味”，脱掉小农观念，不再小打小闹，不再粗放经营，而是转型调结构，登上新台阶，节能降耗又减排。
“老乡”们终于突破“三闲”，打破“三就地”，从“满天星”转到“老乡要奔月”；从“星罗棋布”摆项目，到向工业园区和加工小区聚集；由“三家制”发展到规模化、股份制和社会化，成了股份集团企业，有的还嫁接外资，打造自己的品牌。
改革开放初期，项南大力鼓励和扶持福建乡镇企业崛起。不但生产了各类批量商品，适应了当时短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需求，让人们告别票证年代，而且许多产品供应出口创汇。
更重要的是，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安排了千百万农村劳动力，为省内外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壮大，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培养造就了一支企业家队伍。
同时另一方面，项南率先抓好国企改革。1984年3月22日，在省委关于“开放、搞活、放权”精神的鼓励下，参加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针对当时企业和厂长经理面临的“只有压力、没有动力和活力”的被动困境，联名给省委领导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强烈要求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
项南当天作出批示：“来信提出的问题触及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符合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及时抓住这个典型作为全省改革的突破口，对于开创我省城市经济工作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后，他将来信批给福建日报公开发表，并亲自撰写导语，称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一石激起千重浪。55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放权的呼吁信在福建日报见报后，立即引起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省直相关部门和各地市委都支持企业“松绑”放权，并发布了一些放权新举措。
此项改革经人民日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声。
四、约法三章吃便饭
项南书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对公款吃喝深恶痛绝。
一次，我听他在一个大会上说：“有些干部是‘肚子没有油，出去游一游；口中没有味，出去开个会’，开会或出游就有吃喝了，而且吃喝水平越来越高，什么‘猪八戒靠边站，鸡鸭蛋不希罕，乌龟王八齐上桌，山珍海味任你尝’。”
怎么纠正公款吃喝之风呢，项南说：“关键在领导，一段时间以来，大吃大喝的作报告，少吃少喝的听训导，没吃没喝的听报告。”领导带什么头，十分重要。
项南总是以身作则，他约法三章：下基层调研，一不允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二不允许摆设宴席；三不允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品和礼品。他说到做到，践行“三不”，一以贯之。
项南书记烟酒不沾，但也有例外。比如他到漳浦县调研吃饭时，县委书记向他推荐本县生产的“梁峰”牌啤酒，他说品尝一下也好，喝了一小杯，饭后他马上交代要交一角钱的酒钱。
他到漳浦一个农场调研，走进场部会议室，看到桌面上摆有苹果、梨等水果，就严肃地问道：“这些水果是你们生产的吗？”没入座，掉头就走。
一次，他到福州郊区一个柑橘园参观调研，请他品尝柑橘。他倒是吃得津津有味。不想吃完之后，他数起自己面前的柑橘皮，然后叫随行人员估算吃掉的柑橘有多少斤两，按市价付钱。
在福建任职五年中，项南无论是到经济比较发达的闽南沿海地区，还是到贫困山区，他都叫秘书交代市县领导“吃便饭”，严格按“四菜一汤”的标准，不准设酒宴。
一次用餐时，项南发现“五菜一汤”，就叫拿走一碗菜。这事传出后，全省各地领导见项南前来调研，都交代底下“四菜一汤”，不要多了，多了要挨批。
与项南书记搭档的时任省长胡平，曾到福建日报作了个报告，他说：“有人说‘项南不向东，胡平不扶贫”，这话有点道理。过去我们省领导往闽南发达地区跑的多，到闽东老区贫困地区调研少。”
也许这个原故，项南离职回京担任全国扶贫基金会会长后，抽空专程到福鼎、霞浦和蕉城考察调研扶贫工作，我一路跟随。他对闽东扶贫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跟他一起吃饭，心想他不当福建省委书记了，算京官入闽考察工作，基层招待他吃好点没什么吧，可是他仍然交代只吃“四菜一汤”。而且他很低调，交代我对他此行闽东扶贫工作调研，不要报道。
根据项南下基层调研吃得简单的精神，我写了篇题为“应该交代：吃便饭”的评论。这便饭的标准是“四菜一汤”。文中把项南说的“乌龟王八齐上桌”等顺口溜都用上，同时写道“入桌发现有酒，交代把酒拿起来；吃过后，交代算个账”。
项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十分严谨，可谓一丝不苟。比如每到一个地方调研后离开上车前，他总要跟车旁送行的基层干部一一握手道别。
一次，项南看到车旁送行干部中似有随行人员，他上车后对大家说：“到了一个地方，我先下车，你们后面下；离开一个地方，你们先上车，我最后上车，好跟基层同志握手告别。不然，可能把你们也当基层干部一一握手了。”大家听了，会心地笑了。
是啊，这细节，也是规矩，虽不成文，却有道理，应该遵守。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虽然项南同志已去世多年，但他的故事仍然在八闽大地传扬。
（原载《海峡通讯》杂志2018年第11期，2024年1月20日核发）